还田的确是灵丹妙药，一吃就灵。

王朝更替、历代革故鼎新，其实都是从生产资料再分配上做文章，都是如此，没有任何例外。

生产资料再分配，本身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，通过实践总结出来一套行之有效，解决系统性危机的办法，每一次的浴火重生，每一次的涅槃，都王朝伴随着，或者说是为了让生产资料再分配。

这次的浙江还田，本质上是大明皇帝用放宽海贸条件，用海外利益交换了势要豪右的妥协，当然价格上，要低很多很多，本来十顷田就可以换条船或者船证，但到了浙江还田，变成了二十五顷才能换到。

这些船，这些船证，最终是要出海寻求利益的，除了官船，很少有船只前往太平洋的对岸，更别说泰西了。

所以，大明还田的代价，还是由海外夷人、倭奴、黑番等等种植园里的奴隶们进行承担。

皇帝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付出了真金白银，还进一步放宽了海贸的条件和门槛，皇帝付出了部分皇权和皇帝本人的身后名，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，日后要挨的骂，堆起来，怕是比泰山还高。

让王崇古没想到的是政策制定、再到政策推行，皇帝的目的是威罚，执行层面也没有出问题，但浙江有着非常强劲的经济韧性，只要政策可以执行到底，浙江就可以获得发展的机会。

相比较腹地，浙江的自然禀赋、地理条件，还是有太多的容错机会了。

而且率先一步，浙江率先完成了生产资料再分配，就获得了先机，别的地方，再想超过浙江，那恐怕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了。

“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还田，部分势要、乡贤，是比较配合的，并非一致性的反对。”朱翊钧拿出了一本奏疏，面色一言难尽的说道：“只是侯于赵，写了个名册。”

朱翊钧将侯于赵搞出的还田名册，这份名册是有些危险的名册，不太方便传播的那种，叶向高自然看出了陛下的为难，没有动笔继续写。

侯于赵对浙江还田积极程度，分成了五个等级，某种程度而言，皇帝可以按着名册进行抓人。

第一级，为忠君体国，人数最少只有一成不到。

大部分为多年的海商，他们不仅主动还田，还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积极宣讲朝廷政策，对抗一些风力舆论，还主动游说同族、姻亲还田，游说一次不成，还要游说两次三次，并且最重要的是进行帮扶。

部分士绅对出海抵触，不是认为商贾低贱，不是认为出海是亡命之徒的选择，而是没有路子，既不知道怎么经营海贸，也不知道如何下手，看别人赚钱十分羡慕。

而这些新兴资产阶级，就做了这个领路人。

海商们集体推荐还田换到的船只，挂靠松江市舶司，而非宁波市舶司，宁波市舶司被普遍描述为，不是特别方便。

第二级，为圣德感化，这类人只有两成不到。

就是对还田、海贸持有观望态度，毕竟朝廷今天开海，明天禁海，这损失就不是亏可以去形容了，只要禁海，转型的士绅就只能做走私海商了。

经过游说、被人引领有了门路后，开始投献。

圣德感化，之所以和圣德有关，还是因为相信春秋鼎盛的大明皇帝的信誉，陛下说话是真的算话，这么多年，连陛下批注的四书上的承诺，都在坚决履行，更别说公开圣旨承诺了。

第三级，为左右摇摆，这类人最多，超过了五成。

不知道是不是要还田，不愿意跳出自己舒适圈，踏入前途未卜的领域，就选择观望，再看看，尤其是看看陛下的承诺，是否算数，答应的船证、船契会不会如期兑现。

这些船只全都是内帑、国帑、浙江地面共同给造船厂真金白银砸出来的，只不过皇帝